北京市東城區幸福大街上，很多街坊都認識李萌。這個愛美的年輕姑娘穿著一身環衛制服，正干著人們眼中最臟最臭的活兒。

抽糞車緩緩駛進胡同里，停在公廁旁，在車和糞井中間讓出一條可供路人通行的小道。北京市東城區環衛中心時傳祥所三八女子抽糞班班長李萌招呼著，“大爺您先過”“當心，您慢點兒”，緊接著開蓋、打漂、抽凈、抱管上車。一套操作如行云流水。

2011年，22歲的李萌來抽糞班報到，把班長李愛玲高興壞了。彼時的女子抽糞班里，已經十四五年沒有年輕人了。

李萌記得，最開始自己上手時，衣服沒有一天是不臟的，光是抱管子上車，就得把四肢和腹部的力氣都用上，身上經常青一塊紫一塊。這種厚膠皮管子不加壓時，約有三四十斤；加壓后，在糞井里能有上百斤重。在井中晃動管子、調整位置，抽出糞污上漂浮的穢物，俗稱“打漂”，這需要一定的技巧，否則稍有不慎，管子的吸力還會把人帶進去。

近距離接觸糞污產生的生理反應一度讓李萌吃不下飯。有同事以為她不會再來了，沒想到第二天，李萌比大家還來得早。

“糞井里不留糞便，是我們給老百姓的承諾。”李萌說。她的同事，北京市東城區環衛中心時傳祥所青年班工作人員陳輝說，自己來所里11年，萌萌沒有一次業務質量不達標。

李萌是胡同里長大的北京大妞。她說，以前自己家務活兒都不怎么干，幾年軍旅生活是她人生的轉折。懷著對軍人的憧憬，18歲時李萌報名當了兵。從北京站出發，她像去春游一樣開心，不懂母親在哭什么。

軍姿一站就是6小時，李萌愛跟自己較勁，她心想，“只要身邊的戰友不倒下，我就不能倒下”。許多原以為的不可能都在這里被打破，15分鐘內跑完5公里、熟記3000個以上電話號碼……

再次回到北京，李萌選擇當一名抽糞工。經受了軍營的磨煉，很多困難已不在話下。但她的母親無法接受。

“吃喝拉撒，是人的必須。我覺得做這個很好。”李萌說。

“不好好學習以后就跟她一樣掃大街。”工作中的李萌沒少遭受路人的指點；有賣菜的小販不配合，甚至咬了她一口；溝通有不順意的地方，就把氣往李萌身上撒。“那時我就是想改變別人對這個職業的看法，哪怕一點點也可以。”

她的工作不只抽糞。“北京‘煤改電’之前，我們幫居民搬蜂窩煤、囤白菜，誰家臺階老化了我們來砌，這些義務勞動是從‘時老爺’就傳下來的。”

李萌把時傳祥稱作“時老爺”，他曾是北京市原崇文區清潔隊的掏糞工人，新中國第一代勞動模范。他說過的“寧可一人臟、換來萬家凈”10個大字至今仍貼在所里的顯眼位置。“時代不同了，但工作作風沒變。”李萌說。

在胡同里工作需要細心。一條胡同是一個責任段，根據居住人群特點，李萌和老百姓溝通好不同的工作時間。胡同里老人多一些的，早上就抽得快一點，不影響老人曬被子做飯；年輕人或學生多一點的，就避開七八點的上班上學高峰時段。

開工前，李萌通常還要耗費幾十分鐘來挪走胡同里的車和雜物。和各家熟絡后，胡同里停的車是誰家的，她都一清二楚。

立春后，各家就開始修房補漏。胡同細密蜿蜒，原本抽糞車都是卡著路沿走。“你家多建一點、他家多建一點，車就過不去了。”一個大爺就曾因此和李萌起爭執，李萌想出一招，“您收回一點，我給您蓋一花架子”，化解了沖突。

公廁是多家共用，疫情時期，人們擔心糞便、尿液傳播病毒，不敢去。

“可環衛工人不能害怕，該你上的時候就得上。”李萌說，當時所里第一時間成立了黨員突擊隊，也給胡同居民發了《致居民的一封信》，“我們既做好抽糞工作，也做好消殺工作，讓老百姓更放心地使用公廁，回歸正常生活。”

變化在悄然發生。看到李萌來了，有街坊樂呵呵地主動把車挪開。酷暑下，有大爺大媽給李萌送上一根冰棍或一瓶飲料。“現在，我們之間是雙向奔赴。”李萌笑著說。

李萌真正把抽糞從一份工作當作事業，是在2012年。那年，她接到來電，通知她被評為“北京榜樣”，請她去領獎。起初，她以為是詐騙電話，“沒報名我怎么會得獎？”對方說，“是老百姓給你報的名”。那一刻，李萌覺得特別暖心，那是對她工作的認可，“一切都值了！”母親的態度也因此轉變。“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獎。”李萌說。

后來，李萌先后當選黨的十九大代表、二十大代表。她把老百姓的聲音、把一線環衛工人的聲音傳遞出來，也把黨的政策講給大家聽。

“小公廁連著大民生。”李萌的目光投向胡同最深處，“公廁不僅僅是我們的臉面，更事關老百姓實際的生活體驗和幸福感。”

她回憶，自己小時候上公廁踮著腳，捏著鼻子，進去就恨不得馬上出來。她見證了“公廁革命”帶來的變化。公廁改造“一廁一設計”：胡同如果老人多，就多設坐便器；孩子多一些，要設母嬰室；有殘障人士，就增加無障礙設施；有的公廁還裝上Wi-Fi，有大爺向她吐槽，年輕人在里面玩游戲不出來，能不能限定Wi-Fi使用時間，這倒成了一種“甜蜜的煩惱”。

12年過去，李萌依然是抽糞班里最年輕的姑娘。她等待著年輕人的加入，把精神繼續傳承下去。（中青報·中青網記者張藝）